面向新时期美丽乡村“整县推进、各美其美、全域提升”的建设要求，系统梳理城乡融合背景下美丽乡村建设的新趋势与新要求。在此基础上，以城乡深度融合重塑乡村多元价值为核心导向，阐释城乡融合发展与美丽乡村建设之间的协同机制，将美丽乡村建设纳入县域国土空间“总—详—专”规划体系，提出“多尺度—多类型”的县域美丽乡村建设规划框架与规划策略。首先，构建县域“两级尺度—多种类型”的美丽乡村空间格局，推动城乡多路径融合与乡村地域多功能协同发展；其次，分级细化美丽乡村单元分类，科学引导美丽乡村建设全域覆盖、分层传导、分类施策；最后，提出“治用结合、空间复合、要素一体”的精细化空间营建策略，引导“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丽乡村建设。研究成果可为推进城乡深度融合、实现美丽乡村可持续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县域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城乡融合发展；县域美丽乡村空间格局；美丽乡村单元；规划路径
[引文格式]马琰，胡嘉华，崔丽娜，等．“多尺度—多类型”的县域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策略[J]．规划师，2025(11)：25-34．
城乡融合发展是重塑新型城乡关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美丽乡村建设作为美丽中国战略的基层延伸，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和实践路径。浙江省“千万工程”“安吉模式”“桐庐模式”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典型样板，在全国广泛推广，经过20年的实践探索，在推动“两山”转化、重塑乡村生态价值、促进城乡融合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经验。为进一步深化美丽乡村建设成效，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2025年1月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出台了《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指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探索“各美其美的整县建设美丽乡村模式和路径”，梯次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全域覆盖。这标志着以“两山”转化为核心的美丽乡村建设已实现“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由“单村美”升级为“区域美”，成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既是“率先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先行区，也是落实美丽乡村“整县建设”的基本实施单元，美丽乡村建设与城乡融合发展协同推进既迫切又必须。
当前，我国城乡融合与美丽乡村协同推进的实践探索主要集中在受大城市辐射的乡村地区，形成了“城市功能延伸”“产业园区带动”“农文旅融合”等城乡融合发展的典型模式。相比之下，地处农业腹地的广大乡村，难以借力“大都市—乡村”的远距离辐射带动，也缺少“小城市—乡村”的融合发展路径，导致美丽乡村建设内生动力不足，建设品质难以提升。我国已进入国土空间全域治理与高质量建设的新阶段，亟须深刻认识以城乡融合发展带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意义，以重塑新型城乡关系为契机，探索美丽乡村建设与城乡融合协同推进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引导城乡绿色转型。
基于此，本文面向美丽乡村“整县建设”目标，在国土空间综合治理体系中，通过研究城乡融合发展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协同机制和规划路径，构建县域国土空间治理与美丽乡村建设协同规划框架，在加强城乡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探索全域覆盖、差异化、可持续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与路径，以推动县域城乡协同发展与国土空间“全域提升”。
城乡融合一直是推动我国城乡发展与乡村建设的重要政策措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政策经历了“协调—统筹—一体—融合”的演进过程，这一过程推动了美丽乡村规划建设模式、路径与内涵不断丰富(图1)。
(1)协调发展阶段。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改革开放改变了城乡要素关系和乡村经济结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涌现出苏南、珠江、温州、海南等“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城镇化模式。工厂、企业在村镇“遍地开花”，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提升了乡村经济水平，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乡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但同时也导致了乡村建设无序、耕地细碎、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
(2)统筹发展阶段。党的十六大首次将政策重心从“城市偏向”转向“城乡统筹”，以缩小城乡差距。2003年浙江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标志着以整治乡村人居环境为重点任务的美丽乡村建设的开始。2005年，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行政村为单元实施“三通一平”工程，旨在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提升人居建设等。与此同时，各县“筑巢引凤”，“超前”规划各类园区，实施“三集中”战略。然而，这些举措也造成了建设用地闲置、耕地非粮化、村庄“空心化”与生态破碎化等问题。
(3)一体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将“城乡统筹”战略要求调整为“城乡一体”，通过“保畅通、补短板、链系统”，促进以城带乡、城乡互促互惠。主要在县域层面加强总体统筹：通过乡村居民点规划优化县域“城—镇—村”体系，完善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布局；通过建设特色小镇，构建区域内小城镇之间的产业互补格局；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推动乡村生活环境现代化；实施城乡用地增减挂钩与土地综合整治，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但与此同时，大城市的虹吸效应仍存在，导致人口、土地要素由“乡”向“城”单向流动，乡村建设与人口流失矛盾突出。
(4)融合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着力破除城乡要素流动壁垒，推动城乡双向赋能、功能互补，重塑乡村多元价值。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践行“两山”理论、落实“碳中和”目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此背景下，乡村在生态保障、文旅服务、绿色产品供给等方面的多元价值被不断挖掘，推动了城乡融合从局部地区的“点”状探索逐步转向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多路径的系统推进。成都乡村生态绿道、广东“碳中和”新能源示范村、乡村“无人机”智慧助农等实践，初步形成了“双向赋能+协同治理+价值共创”的美丽乡村建设新路径，为促进城乡融合与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城乡发展进程中，“两山”转化和绿色转型已逐渐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底色。在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城乡关系的重塑将深刻影响美丽乡村建设的模式选择、实践路径与发展成效。当前，城乡融合正从城郊区域逐步拓展至全域城乡范围，亟须以县域为整体单元，系统整合各类发展要素，通过城乡融合机制促进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均衡流动与高效配置。在此基础上，探索全域美丽乡村建设规划框架与策略，将为促进城乡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提供重要路径支撑。
我国要求“以村为单位开展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活动”。相应地，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内容主要融入实施性详细规划中的村庄规划，针对乡村建设实施要求，以问题为导向，围绕“目标—布局—任务”等核心内容，形成了指标式统筹、清单式引导的规划建设模式，保障规划能够落实落地和实用好用。但由于缺少从更宏观完整的地域系统对美丽乡村格局进行整体谋划，美丽乡村建设存在“就村论村”的思维局限，难免因“相互借鉴”而造成“千村一面”，导致乡村建设和“各美其美”的建设目标之间存在错位。
“总体规划”主导型主要包含市县级和镇级两个类型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研究城乡融合的发展模式与路径，通过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格局、主体功能区规划、“城—镇—村”体系规划等内容，构建城乡协同的国土空间格局。当前基于“县—镇—村”行政单元的国土空间规划，通过“目标—指标传导、功能—分区引导、斑块—要素管控”的传导路径指导乡村空间布局，重空间格局优化、轻空间设计传导，缺少针对乡村“规划—建设—管理”一体化的传导体系，导致县域统筹与美丽乡村建设脱节。
“专项规划”主导型是指通过编制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规划来指导落实美丽乡村建设任务。为统筹落实建设任务，该类型规划多在县级和镇级尺度编制，对照国家、省、市的美丽乡村建设要求，明确重点任务和各项任务的牵头部门、年度计划，形成“目标指标—重点任务—行动计划”的传导路径。该类型规划注重通过事权管理的纵向传导落实建设任务，以实施“净化、绿化、美化、亮化”工程为主，侧重环境整治与风貌提升。然而，由于缺少与不同尺度国土空间主导功能、格局结构、空间系统的相互关联，各项工程“各自为政”，难以发挥“治山、治水、治污赋能乡村发展”以及引导乡村空间集约高效布局的作用，导致各项建设与“全域提升”的整体目标存在差距。
城乡融合正在重塑美丽乡村的发展逻辑，“两山”转化、绿色低碳、健康优先等发展战略为城市和乡村的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赋予了美丽乡村生态、低碳、韧性的新时代价值内涵。当前，我国正在加速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网络共建共治与数字技术全域覆盖的城乡基础网络建设，为城乡深度融合和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县域作为城乡融合的关键支点，是连接城市和服务乡村的核心载体。在县域尺度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与美丽乡村建设，是实现美丽中国的重要保障。这要求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应在城市辐射带动乡村的区域格局中，通过城乡要素创新性配置与优化组合，构建县、镇与全域乡村优势互补的空间格局，引导美丽乡村整县高质量建设。
我国各地区资源差异大、关系复杂，美丽乡村需要多路径、多模式和多类型引导。清洁能源、智数算力等作为新质生产力，拓展了城乡要素流动的模式类型，形成了以“人、地、资本、新能源、技术”等要素流动为支撑的城乡融合新格局，为不同资源类型的乡村与城市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新路径。顺应城乡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依据城乡要素流动的要素类型、空间载体和流通路径，应分尺度统筹规划。在中观尺度上，构建融合城乡要素的发展片区，将城乡之间、乡乡之间的差异性、互补性、协调性关系转化为融合发展优势，形成互惠共生的发展关系。在这一关系中，结合美丽乡村的资源特征，发挥比较优势，分类构建美丽乡村发展路径，精准重塑乡村资源要素价值，形成差异化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引导乡村“各美其美”。
美丽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山水林田湖草沙村”各类要素。需要改变碎片化的建设模式，从“单一治理”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全要素治理，从“局部修复”转向“系统共生”，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过程—末端”全过程协同治理，将治山、治水、治污与乡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结合，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要素进行一体化组织。在城乡融合发展格局下，通过系统治理重塑乡村空间，激活乡村要素价值，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这要求美丽乡村建设规划通过系统化思维及精细化的治理措施提升乡村各系统功能和空间品质，推进乡村“全域提升”。
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在于以城乡深度融合为关键路径，实现乡村空间多元化的价值重塑。县域城乡产业协作的联农、带农作用，推动农业产业链不断向县城、中心镇以及交通物流节点拓展下沉，改变了县域城乡空间格局；以5G基站、人工智能、物联网、新能源、工业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基建”网络建设，突破了城乡互联的时空界限，以远距离融合重塑乡村空间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国土空间是城乡融合发展与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载体和传导媒介，价值重塑是美丽乡村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驱动，生态化、低碳化、数智化为重塑城乡关系提供了多元路径。乡村需要以新时代国家战略目标为价值引领，在新型城乡关系、要素双向流动、共同富裕繁荣的发展格局中寻找比较优势，以国土空间规划为统筹治理平台，以乡村空间价值重塑为建设导向，通过“目标、尺度、主体”协同分析框架，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多维协同机制，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目标。见图2。
基于上述协同分析框架，以县域国土空间规划为治理平台，打破“城市中心—乡村腹地”的固化关系，统筹城乡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格局，构建“多规协同、单元统筹、系统治理”的美丽乡村规划路径，以城乡融合的系统思维，推动县域城乡发展路径从“分而治之”转向“统筹融合”、从“局部最优”转向“全局最优”，引导城乡资源精准赋能，培育乡村发展动能，激活乡村要素价值，推动全域高质量建设。见图3。
(1)多目标协同增值，培育乡村发展动能。以生态价值转化、低碳绿色转型、健康韧性优先为价值引领，在城乡融合的新型城乡关系中探索城乡“发展互惠、功能互补、价值互利”的协同发展路径，统筹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格局与空间增值、布局优化与要素配置、系统功能提升与要素治理的多目标协同关系，探索乡村生态价值显化、低碳价值激活和健康价值增强的可持续发展范式，作为驱动美丽乡村高质量建设的核心引擎，系统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增强城乡区域生态系统功能；挖掘乡村空间的“碳汇”价值和清洁能源供给能力，建立“乡村产能—城镇用能—服务企业”的价值链条，促进城乡低碳转型；建设健康韧性乡村，通过韧性治理路径，提升城乡系统的健康韧性功能。
(2)多尺度协同增效，激活乡村要素价值。城乡融合主要在县域尺度进行统筹规划，而美丽乡村建设主要在村级尺度实施，因此需要基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多尺度的协同机制，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多尺度规划。顺应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尺度下县域自然、经济、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规律，将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美丽乡村的建设思路相结合，通过“尺度重构、要素重组、设施适配”的规划路径，实现美丽乡村建设与城乡融合格局的结构性耦合，使城乡融合发展规划能够传导并分解为适宜的美丽乡村建设任务，因地制宜地引导产业融合、空间融合与要素适配，激活乡村要素资源价值，为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指标传导和资源高效配置提供多尺度的空间指引。
(3)多主体协同提质，推动全域高质量建设。随着城乡之间深入互动，乡村成为融合城乡多元主体的复杂空间。主体间的联动协同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保障。多主体联动应改变“乡村绅士化”的城市主体价值偏向，在推进城乡共同富裕繁荣的基础上，构建“价值共创、空间共治、利益共享”的协同机制，结合美丽乡村治理要求，治用结合、系统治理，探索“生态治理+”“环境整治+”“低碳农业+”“清洁能源+”等多元主体共治模式，将生态环境改善、空间品质提升与产业绿色转型的直接价值留在乡村，城市共享生态环境提升、绿色产品供给、乡村休闲康养等服务价值，从而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精细化治理模式，支撑美丽乡村建设，推动全域国土空间的高质量提升。
综合以上分析，城乡融合背景下的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应以县域国土空间规划为媒介，在多尺度统筹协调国土空间治理、美丽乡村建设与专项工程实施之间的关系，构建多规协同与多尺度传导路径，形成城乡融合赋能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的可持续路径。
在国土空间协同治理和“一张蓝图”要求下，将美丽乡村建设纳入国土空间“总—详—专”规划体系，统筹“城乡融合格局塑造、国土空间布局优化、全要素系统治理”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协同关系，构建县域美丽乡村建设多尺度的规划技术框架，提出美丽乡村“单元重构、分类引导、系统治理”的规划建设路径，实现通过国土空间协同治理促进城乡融合，进而驱动美丽乡村建设的发展目标。见图4。
在宏观尺度，重构单元。打破“城、镇、村”行政边界，衔接县级国土空间规划，构建县域“城乡融合统筹片区+美丽乡村单元”的美丽乡村规划体系。城乡融合统筹片区重点将城乡融合路径与“城、镇、村”产业联系相结合，衔接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规划，分区明确美丽乡村发展定位、建设目标与指标体系，均衡选取先行示范区，作为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的“全局性”规划区域。美丽乡村单元是自然地理单元耦合乡村基层生产、生活系统的空间界域，通过“单元”统筹多个行政村，开展村庄规划编制工作，以指导美丽乡村规划建设。
在中观尺度，细化分类。衔接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基于城乡融合统筹片区，细化美丽乡村单元分类，适配发展要素和空间组织模式，对应不同单元类型，进行差异化的设计引导，精准配置资源要素，统筹各项建设任务，指导美丽乡村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整体建设格局。
在微观尺度，系统治理。衔接村庄规划，依据美丽乡村分类设计引导，统筹协调治山、治水、治污与治村的关系，系统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村”，协同各项专项任务与多个建设主体，提出精细化的空间营建策略，指导乡村空间布局优化，提升美丽乡村建设的综合效益，实现国土空间“全域提升”。
基于县域“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连接、以乡村空间为腹地”的地域空间综合体，建立“两个层级—多个类型”的县域美丽乡村空间格局，形成美丽乡村建设“目标—指标”多规协同的传导路径，优化乡村资源配置，避免“撒胡椒面”式的低效投入，促进形成县域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见图5。
依据县域“城—镇—村”体系关系，构建“县城+城郊村”“镇镇联合+腹地村”的多元化城乡融合路径与空间联系，划定县城中心融合片区和镇镇联合融合片区。衔接县域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格局，以主体功能分区为指导，明确城乡融合片区的主体功能与发展战略方向，为美丽乡村在县域尺度的分类提供依据。县城中心融合片区属于城市型城乡融合片区，重点将邻近县城的乡村空间作为城市韧性公共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探索“县城—城郊村”互惠共生的韧性空间模式与路径。镇镇联合城乡融合片区由2～3个镇构成，通过多个镇的空间整合与地域功能协作，跨区域整合乡村资源，依据主体功能区划定生态主导型和农业主导型区域，带动农业产业链沿交通、产业、重要基础设施等区域延伸下沉，通过创新性的要素配置，形成乡村腹地的新增长点，引导乡村空间结构优化，为多元化的美丽乡村建设提供动力支撑。
统筹乡村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系统的耦合关系，构建美丽乡村单元，统筹融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管控、治理为一体的空间界域，建立村村连片的美丽乡村共建格局。同时，配套兼顾城乡公平与效率的多层级公共服务设施体系，优化乡村生活圈和经济圈，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保障乡村空间全要素治理、全系统提升。
主体功能区对于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兼具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作用，是美丽乡村单元分类的重要依据。当前，我国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已经明确了“3+N”的主体功能分区战略，随着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逐级深化，基于主导功能理论的主体功能区“县—镇—村”逐级细分已取得诸多研究进展，为美丽乡村单元在不同尺度的分类研究提供了依据。
依据县域主体功能和镇村主导功能规划，以及乡村空间自身的关键发展要素，构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尺度—多类型”美丽乡村单元分类体系(图6)。在县级尺度，依据城乡空间关系，划分城市近郊型、中心增长型美丽乡村单元；结合主体功能分区，划分农业保障型和生态—农业复合型美丽乡村单元。分区分类提出美丽乡村建设的任务、构建特色化指标体系，划定先行试验区。在城乡融合片区尺度，结合乡村地域功能、乡村关键发展要素、城乡联系关系及要素空间特征，划分都市近郊类、交通节点支撑类、农文旅融合类、景村融合类等12个类型的美丽乡村单元，为要素适配、要素空间组织与设计引导提供支撑。
在细化美丽乡村单元分类的基础上，结合城乡融合路径进行发展引导，适配资源要素，提出精细化的空间设计策略，以激活乡村资源价值、赋能乡村发展。对于城市近郊型美丽乡村单元，将其融入城市生活圈，加强城乡空间一体化的设计，与城市更新统筹推进，构建蓝绿网络以贯通城乡，实现城市、农田、村庄的有机嵌合，提升城市韧性系统功能；对于中心增长型美丽乡村单元，依托交通、产业、服务设施的集聚带动作用，强化乡村腹地的增长极核效应，承接城市外溢功能，再造乡村产业链条，从而引导乡村生产、生活要素集聚；对于农业保障型美丽乡村单元，将耕地“数量不减、布局优化、生态改善”的治理目标与乡村生产、生活空间布局调整相结合，探索多元发展路径；对于生态—农业复合型美丽乡村单元，统筹生态保护修复、农业空间治理与乡村人居环境提升的治理措施。见图7。
将“山水林田湖草村”作为一个整体，协调美丽乡村建设与生态保护修复、小流域治理、土地综合整治、污染治理、风貌提升等治理任务，通过精细化的空间营建策略，提升乡村空间系统功能与空间品质。
我国传统乡村具有农业种养循环、雨水调控、建筑材料循环利用等“治用一体”的生态营建智慧，这一智慧应作为现代美丽乡村建设的可持续营建策略。①构建“种养循环”单元。结合适度规模化现代农业空间布局，完善禽畜养殖场的粪污处理、有机肥加工等设施，促进粪肥还田和农业废弃资源循环利用；优化种植分区，完善田间地头的粪肥储蓄发酵设施，提高农业废弃资源的利用效率。②建设“渗—滞—蓄—净—用—排”相结合的雨水循环利用设施体系。通过生态化治理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提升乡村生态韧性与景观环境。③鼓励建筑材料循环利用。在村庄更新中，利用废弃建筑中可拆卸的木、砖、瓦等材料，在广场、步道、挡土墙等的空间营建中重复利用；面对转型期乡村面临的不确定因素，研发适应多种功能场景的可移动、可拆卸、可重复利用的乡村装配式建筑，以满足小微更新建设需求，动态适应乡村集聚与收缩的格局变化。
协同乡村“三生”系统功能，提出复合利用乡村空间的营建策略，以发挥乡村空间的多功能作用。①针对农业空间，提升其生态功能和绿色价值。结合灌溉沟渠、主要道路建设农田林网，恢复农田生态系统，结合绿色空间布局生态基础设施，强化污染治理；发展分布式农光互补设施，将光伏设施与农业大棚、农房建筑进行一体化集成。②针对生活空间，将农业空间引入其中，组织“宅院—邻里—组团—群落”多级空间结构，与雨水“渗—滞—蓄—净—用—排”过程相结合，以减少内涝；在径流汇水廊道种植苗木、果树，在满足农业生产需求的同时，提升道路景观效果。③针对农宅院落，采用“居—院—田”一体组织方式，在院内、宅前种植菜园，发展庭院经济；结合绿地建设小型人工湿地，就地消纳生活污水，发挥庭院的生态功能。
对美丽乡村空间中的“河、田、林、路、渠、沟”等全要素进行整体设计，通过整田、理水、通路、连绿、治沟一体化的营建策略，建设景观连续、空间完整的美丽乡村空间，指导各类治理工程一体化实施。①整田。依据现代农业机械化作业的空间需求，划分不同类型农作物的耕作田块与耕作单元，建设生态田埂，完善农田基础设施，预留农业机械、无人机等作业空间，注重各类作物集中连片形成的农田景观层次。②理水。利用地形，连通河渠径流体系，以水为脉建设蓝绿网络空间，集成“集雨+滴灌”的节水农业技术，改善农田灌排条件。③通路。结合农机耕作、机动化出行、物流冷链运输等乡村交通需求，完善从村镇到田间的道路交通网络，建设农田道路系统，合理确定小交通量和复杂地形道路的断面，柔性衔接路旁渠灌设施和防护绿化带。④连绿。林带种植遵循“适地适树”原则，采用乔、灌、草相结合的方式，促进多层次、多生境、多物种发展，丰富自然过程，从而引导风向、降温增湿、滞尘杀菌及调节气候。⑤治沟。针对沟道和坎垣，注重将边坡植被防护、工程防护与景观化营建相结合，以绿化国土。
面对乡村整体分布分散、建设滞后、主体性弱的发展现状，本文基于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回应美丽乡村建设要求，梳理了城乡融合发展与美丽乡村建设“目标、尺度、主体”的多维协同机制，构建了美丽乡村价值提升的规划路径，提出“单元重构、分类引导、系统治理”的县域国土空间治理与美丽乡村建设协同规划框架，以城乡融合赋能美丽乡村发展。首先，传导落实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战略与保护开发格局，统筹县域各系统专项建设任务，构建“多规协同”的县域美丽乡村建设规划框架，形成多级单元的统筹与传导路径；其次，构建县域“城乡融合统筹片区+美丽乡村单元”的规划体系与空间格局，深化城镇村融合路径与空间关系，指导美丽乡村建设全域全要素覆盖、分层分区管控与分类设计引导；最后，提出系统治理美丽乡村单元的精细化策略，协调“山水林田湖草沙村”各类治理工程，以美丽乡村建设促进城乡融合、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动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让美丽乡村成为现代化强国标志、美丽中国底色”的新时代发展目标。
